李自成的军事能力和王道水平在明末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强，五千年上下纵向的肯定不好比较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他可能是五千年来前十名，也可能是不入流，这个除非你让他复活了关公战秦琼一把，否则是得不出结论的。

他前前后后作战16年，从小军官做起，到加冕为中国皇帝，期间起起伏伏多次，有胜有败，转战大半个中国，这份经验就比吴三桂这种二世祖、左良玉这种军事商人要强得多，他们之间也是完全无法比较的。

崇祯末年，闯军在河南设官理政，建立割据，明军在崇祯的调配下陆续开往与闯军作战，李自成先后击败了傅宗龙的秦军、汪乔年的三边兵、杨文岳的保定兵、孙传庭的陕西兵，几乎打的都是歼灭战，阵斩了傅宗龙、汪乔年、孙传庭，并且活捉了杨文岳，几次大兵团作战结束后，李自成歼灭了崇祯部下能够指挥的大部分兵力，这样的大规模歼灭战在历朝历代都是鲜有人能够完成的，李自成在军事上的才能也经此证明，足够冠绝当代。

1644年顺军进入北京，向皇亲、大臣派饷，

相传不交饷的有十分之三，种种原因也好，都发到各大将军营中，由士兵们拷打追赃，追饷行动持续了十天左右，四月初八李自成下旨停止追饷，但各地对地主、士绅的迫害和复仇屡禁不止。除了追饷以外，李自成还屡屡平均地权，将大地主官僚的田地让农民瓜分掉了，像张麻子一样，指使大家搬空了黄四郎的祖产，这就导致了大地主大官僚们与顺朝离心离德，后来南明的讨贼檄文中干脆指责流贼“掠我资，均我产”，宁肯投降满清，出卖民族，也要报仇。

李自成的军事实力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被政治环境给大大的拖累了，他在本该稳定局势、预备困难时，选择了找个公道，最终付出了国破家亡的代价。

北京陷落前，吴三桂率领四万到六万军队，和十万上下关外民众，放弃辽东防御，进入关内勤王，但路上停停走走，十分犹豫，居庸关守将唐通、大同姜襄和各镇总兵相继投降以后，吴三桂也顺势准备投降，唐通奉永昌皇帝旨意许诺吴三桂父子都可以封为侯爵，世袭富贵，吴三桂在三月二十四日时到达永平，张贴告示“本镇朝见新主，秋毫无犯，尔民不必惊恐”。

结果在得知一些流言，说自己父亲吴襄被索饷，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时，吴三桂也许是怀疑李自成只不过在骗他进京，或者另有打算，总之立刻回师山海关，击败了奉皇帝命令接管山海关的唐通，此举使他部下的文武群臣和地主士绅争相离去逃散，生怕被卷入叛逆的行动中，吴三桂在实力大大弱化以后只有投降满清一条路可走。

唐通战败后驻扎在山海关西北，向皇帝告急，四月十三日永昌皇帝率领四万人左右，带领吴襄、崇祯的三个儿子前往山海关。此举可以说不太可能是预备着与吴三桂决战，而是利用吴襄和崇祯太子的影响，招降吴三桂，并且巡边震慑蒙古人和满洲人罢了。

李自成攻占北京是三月二十日后的事情，清朝在正月就向李自成写了一封信说听闻诸帅战胜攻取之威名，愿意联合起来，共分大明，标志着满清军队在很早的时候就决定入关，李自成没有对这封信加以理会，而是攻取北京，准备称帝，这使清朝统治阶级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，如果让李自成站稳脚跟开创新朝，那么中国就不再有他们的蛋糕可以分割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清廷集合了满、汉、蒙、朝各族军队，急聚兵马而行。男丁七十以下，十岁以上，无不从军。由洪承畴、多尔衮、多铎、阿济格等人率领，从蓟州、密云两处毁坏长城，进入关内，吴三桂此时已经与大顺分裂，就立刻派遣使者表示“若大军来救，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也”

山海关之战前期，李自成处于攻方，吴三桂依靠山海、坚城以逸待劳，兵力也并不比李自成少，而且部下大多是辽东的专业士兵，却被李自成压着打，足以证明李自成军事能力完全高于吴三桂，满洲兵纵横中国已经二十多年，可在与李自成作战时，却要尽发男丁，以吴三桂为先锋，车轮战才将李自成击败。

山海关之战是当时少有的能让汉族人挺起胸膛说：“不过是你们人多而已”的一战。